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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試驗區,對于青島到底意味著什么

時間:2019-09-02 15:44:59  來源:  作者:  瀏覽量:

青島大家談成為“自貿之城”,這是青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說青島就此站到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排”一點也不為過。

沈俊霖/文

8月31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書記王清憲,市委副書記、市長孟凡利為中國(山東)自由貿易試驗區青島片區掛牌。

一周以來,自貿試驗區成為一個熱得發燙的詞匯:朋友圈頻頻“刷屏”,幾乎“霸占”了各類媒體的頭條。青島成為“自貿之城”則讓全市上下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其間,也夾雜著不同的聲音:此次“擴圍”一次就批了6個,有言論據此認為自貿試驗區已經從“零售”轉為“批發”了,已經由“最惠”變為“普惠”,斷定其政策高地效應大打折扣、大不如前。

愈是眾聲喧嘩,愈是需要冷靜、獨立地思考:自貿試驗區,對于青島到底意味著什么?青島應當如何建設不一樣的自貿試驗區?

不盲從,不偏執,不武斷。心平氣和地還原歷史的真相,回歸事物的本質,自然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

01

自貿試驗區“含金量”幾何?

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搞清楚自貿試驗區的“身世”與“個性”。

當8月26日,國務院印發《中國(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時,立即有網友問:“是不是以后買進口商品就會更便宜了?”有此一問,是因為這位網友將自由貿易試驗區與自由貿易區混淆了。

因為名字里都有“自由貿易”一詞,這也難怪網友“傻傻分不清楚”。其實,要分清楚也很容易。自由貿易協定(FTA)為“協議開放”,即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或單獨關稅區通過簽署協定,從而形成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區域。而自由貿易試驗區(FTZ)為“自主開放”,即一國在境內設立的、由海關進行特殊監管的小塊特定區域,實行更加開放的“境內關外”政策。

通俗地講,自由貿易協定本質上是無形的“協議”,而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有形的“區域”。前者以協議方關境為適用范圍,由協議各方共同“說了算”,而自由貿易試驗區則在一國境內,“自己說了算”。

自由貿易由來已久。應該講,自從有了貿易,就有了對自由貿易的呼聲與追求,因為阻礙自由貿易的壁壘始終存在。就如同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一樣。

生產的不均衡與信息的不對稱是貿易形成的邏輯起點。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進口其處于比較劣勢的商品,則進出口兩國都能從貿易中得到利益。

而現實的情況往往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往往擁有更多有著“比較優勢”、甚至是“絕對優勢”的商品,使得其在國際貿易中擁有無法比擬的優勢地位。處于劣勢地位的國家為保護本國的“經濟主權”,不得不高筑“貿易壁壘”,抵御外來商品的“入侵”。

這是出于本能的選擇,但本能往往并不不理智。遠的不說,中國近代以來的“閉關鎖國”直接導致中國徹底喪失對外貿易主動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造成中國和世界脫軌并逐步落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一條全新的對外開放之路: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將自身的發展融入世界的發展之中。事實證明,這是一條必由之路。

中國也從自由貿易曾經的反對者,變成了堅定的擁護者。2001年,經過艱難的談判,中國敲開了WTO的大門,成為這個致力于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大家庭的一員。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投資進入“規則重談、格局重構”的深度調整期。隨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的不斷抬頭,貿易摩擦的顯著加劇,建立在WTO框架下的全球貿易投資秩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個昔日國際貿易的“最大公約數”正在被邊緣化,這個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最給力的引擎正在“啞火”。

在這樣的不利局面下,我國采取了“兩條腿走路”:對外,通過雙邊或者多邊談判,建立更多高層次的貿易伙伴。截至目前,我國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達成了17個自貿協定(FTA),自貿伙伴遍及歐洲、亞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與此同時,正在與27個國家進行12個自貿協定談判或者升級談判,主要包括《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日韓、中國-挪威等。這些自貿協定為促進中國對外貿易、乃至激活全球貿易都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這還不夠。對內,中國采取了與改革開放之初開辟“特區”類似的做法,劃定一塊專門區域,實施“境內關外”特殊監管,通過不間斷的“壓力測試”,推動制度創新,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這不同于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區、保稅區等以往任何類型的經濟園區,自貿試驗區是一個“全能選手”,其試點任務涵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其“溢出效應”波及城市發展的角角落落。

截至目前,中國已經先后批復了18個自貿試驗區,構建起從沿海到沿邊、沿江,從東部到中西部全覆蓋的網狀發展格局。各自貿試驗區銳意進取,勇于突破,取得重大進展,一大批制度創新成果推廣至全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試驗田。

數據最有說服力。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發布的《2019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底,我國此前批復的11個自貿試驗區(不包括海南自貿試驗區)累計新設企業61萬家,其中外資企業3.4萬家。這些自貿試驗區以不到全國萬分之二的面積,吸引了12%的外資、創造了12%的進出口,在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方面發揮了引領作用,成為推動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重要引擎。

自貿試驗區的“含金量”不言自明。誰錯過了自貿試驗區,誰就錯過了一個重大發展機遇。

02

青島真的需要嗎?

好的東西不一定適合所有人。但自貿試驗區適合青島,青島也需要這樣一個高水平的改革開放新平臺。這是不爭的事實。

成為“自貿之城”,這是青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義,說青島就此站到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排”一點也不為過。

青島為什么需要自貿試驗區?這還得從青島所處的歷史方位來尋找答案。

4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不凡的青島。但不可否認的是,青島過去的開放更多的是“單打獨斗”式的開放。對內看,北有京津冀,南有長三角、珠三角,青島陷入“南北兩不靠”的尷尬境地,向北“連不上”,向南“接不上”,如果不能很好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不能有效銜接各大經濟圈,就有被邊緣化的風險。

對外看,青島雖然有著毗鄰日韓的天然優勢,但由于缺乏高水平、輻射力強的開放平臺,這一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同時,青島雖然有著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區位優勢,但這種互濟與聯動動力不足,“黏性”不夠。

認識到這一點后,青島希望通過調整自身定位來破解困局。今年以來,青島重新確立了兩個定位:于山東省,青島要鞏固對外開放橋頭堡的地位,打造對外開放高地中的高地;于全國,青島要打造長江以北地區我國縱深開放新的重要戰略支點。這兩個定位精準且高遠,將青島帶入全新的發展坐標當中,發展前景令人向往。

正當全市上下向著可期的未來奮力奔跑時,中央送來了“國家戰略大禮包”。其中一個是7月24日中央深改委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范區建設總體方案》,賦予青島建設上合示范區、打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平臺的重任。這一為青島“量身定制”的國家戰略,在增強青島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上注入了“國家力量”,開啟了青島大開放大發展的大勢。

而自貿試驗區則是另一個“大禮包”。要知道,青島能夠拿到這個大禮包實屬不易。在全國同類城市中,青島的“自貿之路”最為漫長和曲折。

沿著中國漫長的海岸線,由北向南依次分布著大連、青島、寧波、廈門、深圳五個港口城市,這些城市面朝大海,勇敢搏擊經濟全球化浪潮,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因其極端重要性,這五城實施“社會與經濟發展計劃單列”,被賦予相當于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

對自貿試驗區,五城都志在必得。2015年4月,隨著廣東自貿試驗區、福建自貿試驗區的揭牌,深圳、廈門攜手成為自貿之城。2017年4月,隨著遼寧自貿試驗區的揭牌,大連也加入到自貿之城的行業。青島落在了后面。

立于開放、興于開放,過去40年青島始終走在對外開放的前沿,對自貿試驗區這一最高水準開放平臺的追求從未間斷。以青島前灣保稅港區為主體,青島早在2000年前后就開啟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探索與嘗試。彼時,自由貿易區還未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一概念在地方或者民間的醞釀討論中,名字里還沒有“試驗”二字。

一個區域的追求,最終上升為一個城市的共識。2013年,青島以市政府名義出臺《青島市國際貿易中心城市建設綱要(2013—2020年)》,其中明確提出:推動西海岸海關特殊監管區向自由貿易試驗區轉型,制定青島自由貿易試驗區推進工作總體方案,積極爭取國家先行先試政策試點。此后,幾乎每一年的青島政府工作報告,都將申建自由貿易區作為奮斗目標。

所有的付出,都不會白費。在經歷了一次次期望與失望的“輪回”后,青島最終經受住了層層考驗,戰勝了自我,也戰勝了競爭者,成功突圍順利“入群”,實屬不易,自當奔走相告。

“作為一名老開發區人,有幸參與了自貿試驗區青島片區的申建工作,內心感到十分自豪。”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商務合作局局長韓巍說。

連日來,青島自貿試驗片區獲批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網友“玫瑰人生yu”說:“申報了這么多年,終于批下來了,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不能忘記為申報自貿區作出貢獻的人們,有了前人鋪下的路,一定會辦好!”網友“本一”說:“這是青島改革開放大發展的最好機遇,一定要利用好這次機會。”網友“我愛!我寶貝!”說:“對青島心存戀人般的情懷,愛著她,守著她,護著她,青島的騰飛指日可待!”

重大事件總是擁有不可估量的凝聚力。人們樂于談論,是對這一國家戰略的到來充滿信心,更是對這個城市發自內心的熱愛,打心底希望她越來越好。當這樣一種積極向上的情緒不斷蓄積,青島的精氣神必將為之一振,青島的面貌也將為之一新。

入列自貿之城,青島的“發展圈層”被有機重構,更富張力與想象力。截至目前,我國已經先后批復了18個自貿試驗區,形成“1+3+7+1+6”的網狀發展格局。展開“自貿地圖”,青島成為這張大網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也就實現了與網絡中其他節點的“互聯互通”,便可全方位發揮青島對腹地的輻射帶動作用,更好地服務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開放格局,建立了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東北振興新的“聯動機制”,將極大促進青島擴大經貿合作范圍、加快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山東自貿試驗區獲批和青島片區建設,將為青島建設上合示范區、打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平臺,增加政策疊加優勢和制度創新空間。”

“自貿試驗區的到來將為建設開放、現代、活力、時尚的國際大都市注入新動能,為打造長江以北地區我國縱深開放新的重要戰略支點提供有力支撐。”

“自貿試驗區這趟改革開放‘高速列車’,必將帶領青島加快駛入開放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這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

03

青島片區應該怎么建?

成功入圍自貿之城,這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全新的征程才剛剛開始,前路漫漫。青島需要用行動去擦亮這塊“金字招牌”。

如何發揮國家戰略疊加效應,是青島建設自貿試驗區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央已有安排。遠的不論,這次6個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充分考慮黨中央、國務院對自貿試驗區的定位和要求,積極進行差別化探索,更好服務國家戰略。如果“對號入座”的話,青島理應在服務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海洋強國、創新驅動發展等國家戰略中有所作為。

青島理應在當前國際經貿形勢錯綜復雜和我國實施全方位開放戰略宏觀背景下,通過推動試驗區和示范區“兩區聯動”發展,給青島更好地探索與上合組織國家之間、與日韓之間的地方經貿合作提供了更大的領域開拓、層次加深、模式再造和制度創新空間。

找到了方向,青島需要的是精準定位。青島片區在山東自貿試驗區中面積最大、承擔的試點任務最多。這是青島片區的實力與地位決定的:疊加青島西海岸新區、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范區、青島前灣保稅港區、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青島國際經濟合作區等多個經濟功能區優勢,更為重要的是背靠青島這棵山東對外開放橋頭堡“大樹”。

眼下的青島“學深圳、趕深圳”,強力發起15個攻勢作戰,自我革命、流程再造,正在掀起創新改革的新高潮,奮力闖出一條中國長江以北城市高質量發展、創新引領的新路子。這樣的“精氣神”與自貿試驗區極其“匹配”。

以更高點的站位、更寬闊的視野,青島片區確立了“四大定位”:努力建設成青島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試驗區、打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平臺的引領區、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先行區、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示范區。

應該說,這四個定位極其精準,只要實現好了這四個定位,青島片區就實現了使命,青島發展就能夠再上一個大的臺階。

沿著這一定位,青島片區發展的方向和路徑就清晰:關鍵是要做好重點發展國際貿易、現代海洋、航運物流、現代金融、先進制造“五篇文章”。

認識的深度,關系到行動的力度。在青島自貿片區獲批之際,立即有“青島樓市或重新洗牌”等論調。其實,這還是傳統的“園區思維”在作祟,青島片區絕不僅僅是一個園區,它應該是一個整合全球優質要素資源的大平臺。通過這個平臺,能夠讓全世界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等,源源不斷地匯入自貿試驗區,并通過自貿試驗區輻射配置到更加廣闊的空間。

而自貿試驗區更為重要的角色應該是打造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高地、“試驗田”。國務院印發的總體方案明確提出:自貿試驗區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可復制可推廣為基本要求”。也將是說,自貿試驗區最大的優勢就在于制度創新,建立自貿區,不在于優惠政策,而在于改革探索、制度創新。

青島片區承擔了106項改革試點任務,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在擴大外資、外貿、外經開放的同時,進一步向文化、科技、人才、環境、安全等方面開放拓展,增加了更多開放領域,也涵蓋更多開放方式。這在青島以往的改革開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也要看到,經過40多年的發展,改革開放的“淺水區”已經“摸不到大魚”,急需走入“深水區”。要建設好青島自貿試驗片區,關鍵在于立足實際,發揮特色優勢,打好“青島牌”,走差異化路線,不搞同質化競爭,找到“青島路徑”,闖出“青島模式”,樹立差異化競爭優勢。

站在最前排,自然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自貿試驗區帶給青島的開放,將是更全方位、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開放,機遇是歷史性的,影響是戰略性的,必將讓青島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步伐大大加快。

要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敢涉“深水區”,勇闖“無人區”,勇當改革開放的“闖將”,創新發展的“前鋒”,盡快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服務國家戰略作出應有的“青島貢獻”,為青島發展“闖”出一片新天地!

作者簡介

沈俊霖,畢業于武漢大學,文學、法學雙學士學位,曾供職于中央電視臺,擔任法治專題節目編導,現任青島日報首席記者,在新舊動能轉換、高質量發展、對外開放等宏觀經濟新聞報道領域頗有建樹,屢獲省市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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